当我国学龄期及以上未成年人触网率已近 98%,数字世界早已成为当代青少年成长的重要场景。但社交媒体在带来便捷沟通与信息获取的同时,也滋生出成瘾依赖、网络欺凌、权益侵害等一系列问题。在此背景下,一场聚焦青少年健康用网的治理行动正在全国范围内深入推进,从政策规范到技术创新,从司法保障到社会协同,构建起全方位的守护体系。
政策先行:从单点保护到全环境守护的迭代
我国对青少年社交媒体的治理,早已走过零散监管的阶段,进入体系化建设的新阶段。2019 年 “青少年模式” 的推出,为未成年人用网设立了最初的 “防护栏”,但随着未成年网民数量激增和数字生活需求的多元化,单一平台的局部保护已难以应对复杂的网络环境。
2025 年正式上线的 “未成年人模式”,实现了从 “点” 到 “面” 的全面升级。这一模式通过移动智能终端、应用程序、应用商店的三方联动,构建起覆盖信息供给、管理、触达全链条的保护生态,彻底改变了以往平台各自为战的局限。在功能设计上,它既引入分龄、分类、分级的通用推荐标准,让不同年龄段的青少年都能接触到适宜内容,又为监护人预留了个性化设置空间,在满足青少年自主用网需求的同时,赋予家长科学引导的工具。这一升级并非简单的功能叠加,而是对 “健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体系” 要求的具体践行,标志着我国青少年社交媒体治理进入了标准化、协同化的新阶段。
司法护航:划定网络行为的法律红线
网络绝非法外之地,青少年的社交媒体使用同样需要法律的规范与守护。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涉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典型案例,清晰勾勒出社交媒体领域的法律边界,既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,也明确了其网络行为的责任底线。
在权益保护方面,某网络店铺未经监护人同意,擅自使用小学生参赛表演图片用于商品宣传,最终被判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。这一案例明确了网络经营者的义务,警示各类市场主体不得利用未成年人肖像谋取利益,将 “保护未成年人” 从道德倡导转化为法律责任。而在行为规范层面,小学生小李因矛盾在班级群及社交平台发布贬损同学的言论,其父母作为监护人被判令承担侵权责任,这一判决传递出明确信号:未成年人在网络上的言行同样受法律约束,网络欺凌、侮辱诽谤等行为必须承担相应后果。更值得关注的是,针对未成年人受网络不良信息影响实施犯罪的案件,法院在依法惩处的同时,还向存在审核漏洞的平台制发司法建议,推动企业压实主体责任,形成 “惩治 + 预防” 的闭环治理。
数据预警:治理行动的现实紧迫性
一系列调研数据,凸显了青少年社交媒体治理的必要性与紧迫性。《2024 中国青少年网络使用调研报告》显示,约 13.6% 的青少年日均上网时长超过 3 小时,其中 4.1% 存在重度成瘾倾向,而社交平台是其主要使用场景。世界卫生组织的调研也印证了这一趋势,青少年出现社交媒体相关问题的比例从 2018 年的 7% 上升至 2022 年的 11%。
这些数据背后,是青少年成长面临的真实困境。过度沉迷社交媒体,不仅侵蚀着他们的专注力和时间管理能力,导致学习效率下降,更在潜移默化中减弱了他们与现实世界的联结,不少青少年因此出现情绪焦虑、睡眠障碍等问题。更令人担忧的是,社交媒体的匿名性和传播力,让网络欺凌、不良信息传播等风险放大,部分未成年人甚至通过社交平台习得犯罪方法,走上违法道路。这些现实问题,正是我国持续加大青少年社交媒体治理力度的核心动因,也让治理行动成为全社会的共识。
协同共治:构建多方参与的保护生态
青少年社交媒体治理并非单一主体的责任,而是需要家庭、学校、企业、社会形成合力。新升级的 “未成年人模式” 之所以能顺利落地,正是软硬件厂商协同联动的成果,相关机构联合起草的《网络安全标准实践指南》,既为企业提供了统一的技术蓝本,又预留了个性化创新空间,实现了规范与发展的平衡。
在家庭层面,监护人通过 “未成年人模式” 的管理功能,能够更便捷地引导孩子科学用网,补上 “数字时代监护” 这一课;在学校层面,网络素养教育正逐步纳入教学体系,帮助青少年掌握辨别不良信息、保护个人隐私、理性表达观点的能力;在企业层面,各大社交平台不断优化内容审核机制,扩大适宜未成年人的内容供给,主动承担起社会责任。这种多方协同的治理模式,打破了以往 “各自为政” 的局限,让保护力量渗透到青少年用网的每个环节,从源头降低风险,为他们的数字童年保驾护航。
青少年是数字时代的原住民,社交媒体是他们认识世界、沟通他人的重要渠道。我国对青少年社交媒体的治理,并非简单的 “限制” 或 “禁止”,而是通过政策、技术、司法、社会的多元协同,划定安全边界、规范行为准则、提升保护能力。这场全面升级的治理行动,既回应了社会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关切,也为青少年构建了一个更清朗、更安全的网络环境,让数字技术真正成为他们成长路上的助力,而非阻碍。